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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要随便叫别人“爸爸”

时间:2017-09-09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人类有史以来,一个人从来没有过这么多“爸爸”。
  
  就在这两年,“爸爸”们遍地都是了:阿里爸爸,腾讯爸爸,老板爸爸,客户爸爸,用户爸爸,大神爸爸,苹果爸爸,漫威爸爸,暴雪爸爸……
  
  当“爸爸”变成“爸”,意味着你骑在父亲肩膀上的少年时代过去了;当“爸爸”变成了其他男人,变成了一个品牌,意味着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某种颠覆性的变化,身处其中的我们,跟父亲那个年代的人,也不是同一种人了。
  
  “爸爸”与“干爹”
  
  语言是一扇窗,通过它可以看到人类灵魂的秘密,以及社会变迁的脉搏。同一个名称,在流传中发生的意义伸缩或嬗变,也会颠覆我们对社会文化的认识。
  
  “爸爸”这个称呼比“父亲”古老,因为它是人类婴儿最早学会的一个发音。最早在三国曹魏时代,字典《广雅》就有记载:“爸,父也。”不过民间却不多用,很少留下记载。一直到清末民初的国语运动,以1933年黎锦熙发表《“爸爸”考》为标志,“爸爸”才开始崛起,成为最普遍的父亲称谓。
  
  晚清以后,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攀附之风,名利场上流行认“干女儿”“干儿子”或“干爹”“干爸爸”。不过,正式把父亲以外的男人直接称为“爸爸”,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里,都还没有在社会上公开出现。
  
  1991年,王朔喊出一句“我是你爸爸”,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。这一年,广东实现了21%的经济增长率,先富起来的乡镇企业老板们开着桑塔纳,意气风发。他们中产生了中国第一代sugardaddy(糖爹),也就是后来所谓的“干爹”。
  
  根据谷歌图书Ngram数据库检索,西方的“干爹”sugardaddy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,它指的是那些包养年轻女性的老男人,他们用花不完的钱,买回失去的青春。
  
 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,sugardaddy的词频突然直线上升,这一时期正好是嬉皮士运动席卷全美,年轻人将保守的社会观念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。荷尔蒙旺盛的青年,很快将约会对象扩大到“皮革爸爸”“银发爸爸”“肌肉爸爸”“熊族爸爸”等。
  
  20世纪90年代,性产业与hiphop神奇地结合了,传统上由女性担任的“妈咪”,被八面玲珑的黑人男性取代,他们穿上花哨的西服,配一顶同样色系的牛仔帽,冬天还要披上貂皮大衣。
  
  人们把他们称为“皮条客老爹”(pimpdaddy),其中daddy的意思,已经变得跟“女王”差不多了。
  
  “爸爸”的娱乐化
  
  拜娱乐文化和粉丝文化所赐,“爸爸”这个词逐渐脱去了性的色彩。
  
  2014年11月,金·卡戴珊在《PAPER》杂志发布了那几张著名的照片,卡戴珊的死忠粉、歌手Lorde随即转发她的推特,内容只有一个单词——mom(妈)。
  
  这个五体投地的mom,意思大体上也跟“女王”一样。但是,通过将偶像与父母称谓结合在一起,粉丝对偶像的膜拜多了一层权力关系,终于召唤出了浩浩荡荡的“粉丝经济”。在Lorde的触发之下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将自己的偶像称为mom或daddy。
  
  同一年,中国内地播出了一档综艺节目叫《爸爸去哪儿》,首次将亲子关系带入娱乐文化中来。观众们称呼节目中的明星,除了直呼其名,常常还亲昵地在姓名后面加“爸爸”。比如Kimi的父亲林志颖,他可能会被称为林爸爸、林志颖爸爸、Kimi爸爸。
  
  风气之变,如一日千里。网友们进一步将明星人物亲属化、私有化,如韩寒是“岳父”,TFBOYS是“儿子”,王思聪是“老公”,王健林是“公公”,刘涛是“媳妇”……在一切皆可娱乐化的时代,亲属称谓纷纷脱去了伦理色彩,“爸爸”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登上舞台了。
  
  2016年3月,美国GQ通过推特词频统计,找出了互联网时代的五大明星“爸爸”,他们包括:贾斯汀·比伯、坎耶·韦斯特(金·卡戴珊老公)、“巨石”道恩·强森、加拿大歌手德雷克,以及英国歌手泽恩·马利克。其中,泽恩·马利克得到的“daddy”称呼最多,是推特最大的“爸爸”,乃至于他的粉丝都被称为“Zaddy”军团。
  
  不過,德雷克可能才是“爸爸”中的“爸爸”,因为贾斯汀·比伯有一次在Instagram看到他的健身照,当即评论了一句“该死的爸爸”,就差一个语气词“oh”了。
  
  “爸爸”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
  
  有意思的是,网上的“爸爸”已经不仅仅限于娱乐明星了,因为喊“爸爸”具有的娱乐化功能,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变成偶像。2016年10月,马云在阿里巴巴主办的音乐节上亲自演唱了《海阔天空》《好久不见》两首歌曲,一开嗓即压过逃跑计划和朴树,成为当晚“夜空中最亮的星”,让台下“那些花儿”沸腾着大喊——马云爸爸我爱你。
  
  这种亚文化发展至此,其最大的特点也就暴露无遗了——对金钱和大众文化的撒娇、卖萌以及献媚。无论是哪个当红炸子鸡,还是哪个时尚大品牌,他们得以成为年轻人的“爸爸”,凭借的是对年轻人的驯服。这种驯服有时是在消费中,有时是在社交上,有时仅仅是一种对品牌的信仰。
  
  喊“爸爸”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营销手段,它的话术无非是以恶俗的语言,达到一个恶俗的目的。正如乔治·斯坦纳所指出的:“除了一知半解、粗疏简化、琐屑不堪,事实上,还有什么能够感染那些被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呢?只有用越来越简陋破败的语言,大多数那样的交流才有效。”
  
  当所有世俗偶像都可以被肉麻地称为“爸爸”,一个自认为有自主思想的人,应该像维特根斯坦那样逃离言辞的螺旋,别轻易喊别人“爸爸”,搞得自己像一个“人尽可爸”的人。
  
  不过,青年亚文化总是带有反抗和消解现有秩序的一面。中国的上班族将财大气粗的客户们戏称为“客户爸爸”,便带着一种消极的调侃和反抗,虽然不无人格的自我矮化,但更多的是年轻人对工作的不满与无奈,是一种典型的“丧”。
  
  年轻人对“客户爸爸”的埋怨当然不会发展成为行动上的抗议,因为他们的内心愿望其实是——我也要当“爸爸”!各位读者爸爸,你说呢?
  
  话说回来,每天忙前忙后伺候各种“爸爸”,你多久才给真正的爸爸打一个电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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