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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忘的晚餐

时间:2017-08-31 作者:未详 点击:

 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,忽然联想到“最后的晚餐”这幅名画的名字。不过对我来说,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,而是最初的一次,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。
  
  那时候我30出头,正在公社学大寨。有一天,我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电话,通知我去参与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。接到电话的一瞬,我就愣住了,第一反应是,我穿什么衣服呀?我毫不犹豫地推辞,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。工作人员说接待人员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,这是“政治任务”,必须完成。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,更不许含糊。
  
 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人名单,是因为我刚刚在《陕西文艺》上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,都是注释演绎“阶级斗争”这个“纲”的,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。考虑到接待人员组成要兼顾方方面面,因此有大学革委会主任、革命演员、革命工程师等,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。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都被整垮了,我清楚自己是“猴子称王”……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。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装的外衣和衬衣,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丁的,连袜子也不例外。我那时工资39元,连我在内养活着一家5口,想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。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,太划不来了。我很快拿定主意——借。
  
  我借衣服的第一个对象瞄准了李旭升。他和我同龄,个头高低、身材胖瘦也都差不多。他样貌俊气,平时穿戴比较讲究,我几乎没见过他有衣着邋遢的时候。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比我们的高一档,应该说,他的衣着代表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的最高水平。“四清”运动时,工作组对他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——不贪污公款,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?我向他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,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,大约是哔叽料吧,我已记不清了。衬衣没有借,我衬衣上的补丁是看不见的。
  
 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。我的三个组员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,还是觉得太旧了,而且再三嘱咐我,这不是个人问题,而是“政治影响”问题,是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……第二天,其中一位老大姐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,硬要我穿上试试。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搖头了,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,或者是我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。最后我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,虽然稍微小了点,但可以凑合。
  
  第二天中午,我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,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。《陕西文艺》副主编贺抒玉见了我,又是从头到脚地一番审视,他和我的那三位组员所见一致:太旧。我没有好意思说透,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。她也嘱咐我不能穿戴马虎,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有“国家影响、政治影响”的大事。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,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国家的面子。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,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。老贺说很好,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,说我整个人都显得气派了。
  
 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,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,只记得其中有一位女作家,中年人,大约长我10岁。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。她挨我坐着,我总是不由得看她的红嘴唇,那么红啊!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,如果她独自走在街上,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、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?那顿晚餐散席之后,我累极了,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。
  
  现在,因为工作关系,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,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慌奔走告借了;再说,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;还有,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唇被割削而操心担忧了,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嘴唇已经灿若云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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